5月17日16：30，由西安音乐学院人文学院主办的2023年度春夏学术月系列活动之《古代丝绸之路乐舞图像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主题讲座，在2号教学楼401教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由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方建军教授担任主讲，西安音乐学院人文学院袁耀龙博士主持。讲座伊始，方建军教授便以充沛的学术激情，将多年以来对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的相关思考和科研经验浓缩在本场讲座之中，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倍感亲切，充满期待。
一、古代丝绸之路乐舞图像研究的一般性原理
（一）研究的必要性
1.史学研究方法与地域优势
中国古代音乐史主要依靠的是历代文献，又以汉族为主，经过历代传抄刻印，可能存在讹误，所以单纯依靠文献来进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聚焦于丝绸之路沿线，尤其以陕西省为代表，考古发掘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极为丰富。因此，方建军教授认为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结合（二重证据法）来进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是更为可靠且十分便利的。
2.音乐图像资料的大量产生
从商代、秦代至汉代往后的随葬品变化来看，秦代出现了以兵马俑替代活人殉葬的习俗，汉代往后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等音乐图像资料。鉴于材料的大量出土，方建军教授认为其值得关注，非常有研究的必要。
3.音乐文化交流史的例证
方建军教授以唐代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为典例，认为其图像能够体现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也包含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更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流。材料的大量出土，音乐文化交流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与研究。
4.图像特性与图像史学
图像资料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可谓“一图胜千言”、“百闻不如一见”（但轻信图像也存在问题）。在形象性的特性基础上，国内外也有所谓以图像来证史的图像史学学科，方建军教授认为应当关注其研究方法的音乐领域应用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年）命名的。限于材料掌握的有限性，方建军教授所谓的古代丝绸之路乐舞图像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时间集中于汉代和唐代，地理方位上东至洛阳，西至甘肃、新疆等地的沙漠沿线的文物研究（区别于草原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列举《穆天子传》研究的学术前沿成果，方教授说明了发现出土文物，进而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推动学术创新的可行路径。
（三）研究的资料种类
对于研究资料，方建军教授认为其种类主要可以分为传世文献（正史、别史、杂史、诗词歌赋）、出土文献（青铜铭文、简帛佚籍、卷子）、音乐考古发现、乐谱、舞谱、乐器、音乐图像等。敦煌、龙门、云冈等地的材料都值得研究者关注。依据分类标准的不同，方建军教授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地下图像和地上图像、固化图像和可移动图像、平面（二维）图像和立体（三维）图像、具象图像与抽象图像、原生图像和次生图像等。需要注意的是，方建军教授认为乐谱、铭刻等的图片属于次生图像，不是中国古代广义的美术作品（原生图像），并非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
二、古代丝绸之路乐舞图像研究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
（一）乐舞图像的种类
方建军教授对丝路乐舞图像的种类进行了概括，主要有画像石、画像砖、石窟寺艺术（壁画、彩塑、雕像等）、线刻画、乐舞俑、石雕等。
（二）乐舞图像研究的内容
通过观察分析汉代的乐舞俑、砖石画像、乐器乐队和乐舞、汉代的建鼓及建鼓舞、七盘舞或盘鼓舞、杂技与乐舞等，隋唐时期的胡人乐舞（胡旋舞、胡腾舞、龟兹舞等）、外来乐器（琵琶、箜篌、筚篥等）、唐代乐物与佛教文化等，方建军教授总结认为乐舞图像的内容至少有乐舞构成形态、乐舞图像内涵、乐器形制和类型、乐队的排列和编制、表演场景和布局、演奏姿态和方法、舞姿舞容、表演者的服饰、表演者的国别和族属、观演场所、观演者和观演环境、观演者与表演者的关系、乐舞图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等。这对于现如今复原历史上的乐舞也有帮助。
（三）乐舞图像研究的方法
1.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方法
回答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问题，首先要从音乐图像学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历史入手。音乐图像学是图像学的一个子学科，即Music Iconology（音乐图像学）或Music Iconography（音乐图像志或音乐图像研究），两词通用。但也可以注意到，作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之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国际音乐图像学会（the Study Group of Iconography of the Performing Arts）使用了Music Iconography来指代音乐图像学。
具体来说，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提出了图像学研究的三层次法，第一，图像描述；第二，图像置于文化中分析；第三，图像的象征意义。前任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主席Tilman Seebass借鉴了潘诺夫斯基的理论应用于音乐图像的研究中。最终，方建军教授认为基本方法的应用是一方面，但在很多时候，开展研究则“法无定法”。面对同一对象，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从这一点来说，青年学者应当接续前辈的研究，将研究（例如曾侯乙编钟、敦煌琵琶谱等）继续深入下去。
2.丝绸之路音乐图像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
音乐考古学主要研究乐器、音乐图像、乐谱和出土文献四类。从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重合对象来看，方建军教授认为音乐图像学是音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是分总的关系。又依据音乐图像的考古发现，如今也形成了古代音乐图像学学科。从研究方法来看，丝绸之路音乐图像学也不能只凭借图像来孤立地研究，还需要文献等的结合。简言之，方建军教授认为丝绸之路音乐图像学研究需要将图像学的方法与考古学的方法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远观与近观相结合，轮廓与细部相结合，最终“将乐舞图像纳入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文化中研究”。通过列举弦乐器、吹管乐器、鼓类乐器、汉画像石和唐代壁画中的暴吹乐器等具体实例，方教授还认为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古代的美术作品（音乐图像）的特殊性，要注意图像的作者、创作意图和手法、制作材料、工具技术、写实和写意、夸张与象征等材料与技术的局限性问题。
3.丝绸之路音乐图像与乐器类型学的关系
乐器学（Organology）原本是产生于西方、隶属于民族音乐学前身的比较音乐学。乐器学不仅研究乐器的分类、历史演变等问题，还研究乐器的精神文化、乐器与社会的、宗教的、性别的、民俗的各方面关系。具体而言，方建军教授举出了Bo Lawergren（曾任纽约古琴学会会长）将箜篌分为弓型、角型和框型的分型研究，以及方教授将唐代排箫以排列形式分为参差型和等长型的分型研究，说明了通过音乐图像材料来进行乐器类型学研究的实例。
4.丝绸之路音乐图像与出土或传世乐器实物的关系
从音乐图像与出土乐器的特性比较来看，图像有抽象与象征的特点，而出土乐器具有真实性和具体性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建军教授列举了大量材料，进而认为进行音乐图像学的研究需要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单件音乐图像也可进行定性研究，补足出土实物缺失的缺憾。
5.丝绸之路音乐图像与考古学的关系
建鼓与丁宁、钟磬架与演奏等例子较为特殊，研究者在进行丝绸之路音乐图像的研究时需要注意图像与考古的结合，实物与图像的互证，还需要注意在研究中出现有图像而无实物的论证问题，要谨慎对待音乐图像的虚构和夸张问题（例如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伎乐“飞天”、“不鼓自鸣乐器”等）。此外，方建军教授认为还需要注意图像的隐喻功能，例如“古琴演奏”、“苍龙吹篪”、“白虎鼓瑟”等。
三、总结
音乐图像对于音乐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方建军教授认为，从研究材料来看，音乐图像与音乐文献、音乐考古资料具有并列的地位。限于音乐图像是美术作品，如上所言，既有优点，也有局限。鉴于此，研究者需要去伪存真，将多类材料结合比对，了解美术家的创作意图，所使用材料、工具、技术的限制，图像资料的细部写意和省减，最终将音乐图像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得出对音乐图像较为全面且准确的认识。
讲座最后，在场同学同方建军教授进行了相关问题的交流。袁耀龙博士对方教授内容丰富的学术讲座进行了总结，对方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了感谢。
文案：陈 浩
图片：问楚寒
责编：肖云森
审核：叶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