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晚，在我院培训部一楼会议室成功举行了这学期首次“乐府讲坛”。这次学术活动由音乐学系与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题目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报告人盖格博士（Heinrich Geiger），主持罗艺峰教授，翻译曾金寿博士。
盖革先生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1989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音乐学和汉学博士。自1990年始担任德国天主教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KAAD）亚洲部主管，1991年为该机构副秘书长。同时，他自1990年始，还先后任教于科隆大学政治系、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科隆大学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等与中国文化及音乐有关系的研究单位。盖革博士对中国文化有颇深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哲学、艺术、考古、音乐等不同领域。他除在德国发表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论文多篇外，也公开出版专著多部。这次讲座的的内容选自其著作《繁茂的枝叶：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2009年美茵茨/伦敦/马德里/纽约/东京/布拉格版）中的一个章节，主要论述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生长及其发展。
盖革博士认为，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发展有不同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之前，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宫廷和教堂，它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和群众基础；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前，它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生根期。在这个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改革家，推广“美育”。他们认为，西方古典音乐能提升中国人之素质、完善人们的道德修养。在这个观点影响下，箫友梅、王光祈等早一辈学者和音乐学者以音乐救国和它能改变民众之素质为目的，远赴德国求学。他们以所学知识，向中国民众推广西方古典音乐；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发芽期。这期间，不仅仅有西方人到中国来，而且也涉及到中国人自己，开始向居留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家学习乐器。盖格博士认为，1927-1939年十年，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期，它为当时中国专业音乐家、专业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学习西方音乐的最早机会；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生长期。该时期，中国音乐专业工作者均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他们希望通过他们所学的专业，试图使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生活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时期，小提琴和钢琴乐器勃兴，是那个时代学习西乐的精神象征；第五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后，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期。尽管从此时期开始，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受到民族主义思想或者一度受政治思潮的左右，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推崇和追求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并没有因内外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被征服。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里，个别中国音乐家在世界乐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绩就可说明，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并没有中断，它是持续发展的，尽管它有时沉默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对于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盖革博士认为，人们不能以来源来界定文化。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蔡元培、箫友梅、王光祈在推广西方古典音乐文化时所取得的成功，就并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在他们眼里，西方古典音乐文化是人类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享受和学习的权利；重要的是，是否它能对本民族的精神发展、文化素养有提高、有帮助。对于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未来，盖革博士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所有文化均保持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有助于中国音乐（像资源一样）被开发，但同时，中国人自己要敢于超越自身传统文化的界限，在保持持统文化时，从中寻找新的活力，去发展、去创造，去加入到世界音乐文化中去。
针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老师和同学们提出了不少问题，盖革博士一一作了回答，观点明确，很有启发性。最后，罗艺峰教授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也要向盖革博士一样，在未来也要把中国音乐文化推广出去，也能在德国举办中国音乐讲座。
这次讲座很有突破性。它是以一个局外人之眼光来看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及理论建设无不有启迪作用。作者：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