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6日上午，长安•艺术学博士论坛“区域音乐与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分论坛”在5号教学楼417教室如期举行。本场论坛聚焦于中国广袤土地上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旨在从地理、生态、社会与历史的交叉视角，探讨区域音乐的生成机制与流变轨迹。
本分论坛由西安音乐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袁耀龙与人文学院音乐学教研部主任申小龙分上下两个单元主持，特别邀请了德高望重的乔建中教授与陕西师范大学张君仁教授担任评议人。共有六位博士生及青年教师发言。他们的议题横跨南北，纵贯古今，从清音的文化共同体建构到西部高腔的跨物种拟声，从江南丝竹的音高标准到武汉戏曲的社会空间，呈现了当下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多元面向与前沿思考。
第一单元
主持人：袁耀龙 | 评议人：乔建中
第一位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张佳明，题目为《清音纵横：论非遗清音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的研究以一种的“纵横”视野，将散落于四川、重庆、江西、山东、河南等地的“清音”曲种串联起来。他开宗明义地解释了“一纵一横”的概念：纵向贯穿长江流域，横向连接京杭大运河流域，以此考察清音在两大经济文化动脉上的交融与共生。研究通过对各地清音历史渊源、曲牌应用与故事原型的比较，揭示了其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客观呈现。张博士特别引用罗兰·巴特的理论，提出了从“固态母体”（可读性文本）到“活态变体”（可写性文本）的分析框架，认为清音的流传并非主观构建的宏大叙事，而是百余年来文化自主发展的生动事实。例如，各地流传的《放风筝》，在曲调和故事上高度同源，却在结尾处因地域性格（如四川的乐观精神）而产生变异，这正是“同声异趣”的交融体现。
乔建中教授首先肯定了该研究“内容扎实、视野开阔”，但随即以一位资深学者的敏锐，直指其核心概念的模糊地带。乔老师的点评几乎是一场关于学术概念界定的现场教学。他首先对“非遗清音”这一提法提出商榷。他指出，“非遗”是新世纪以来的管理学概念，将其作为学术限定词，可能会造成“不伦不类”的理解困境，“难道没叫‘清音’的就不是非遗了吗？”他建议作者采用“排除法”，明确声明本研究“只讲‘清音’这两个字”，凡是以此命名的曲种，皆在研究范畴之内，从而避免卷入更庞大的“明清俗曲”体系。乔老师风趣地警告道：“你一说山东琴书，那就不得了了”，其背后庞杂的流派与曲牌会让研究范围无限扩大。
第二位发言者是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陆秀秀，题目为《山川高歌：西部高腔声线的生态构成与跨物种拟声机制研究》。她以傈僳族“阿尺木刮”（意为“山羊的歌调”）为切入点，探讨了高腔歌唱与自然生态的深层关联。她的研究结合了民族志、生态学与声学分析，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对傈僳族“刀耕火种伴游牧”的生存方式及其独特的“垂直农业体系”的描绘，她论证了“阿尺木刮”是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生动拟态表达。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运用声学软件，将“阿尺木刮”的演唱片段与真实的山羊鸣叫进行频谱比对，直观地展示了两者在泛音结构、频率形态上的高度相似性。这不仅证实了其“跨物种模仿”的机制，更将其与民族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的宇宙观联系起来。
乔建中教授对陆博士研究的声音比对部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清晰度与说服力”很强，解决了以往此类研究中“感觉先行、实证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他也对核心术语“声线”提出了疑问。乔老师坦言：“声线这个词，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建议作者对这一自创或借用的概念做出充分阐释，并思考其与学界已广泛讨论的“声景”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一提问触及了学术创新的边界问题：新术语的提出固然能凸显研究的独特性，但其前提必须是能提供新的解释力，且其内涵外延需经得起推敲。此外，乔老师对论文中将“阿尺木刮”与莫扎特《魔笛》、瓦格纳《女武神》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做法持保留意见，他温和地提示“合适不合适，也供你参考”。这引发的思考是，跨文化比较应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是形态的耦合，还是文化逻辑的深层同构？陆博士的研究为生态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精彩案例，但如何在运用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时，既保持开放视野，又避免削足适履，是所有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第三位发言者是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谢晓娜，题目为《红水河流域民间音乐史料整理与中华音乐文明流变研究》。介绍了“红水河流域民间音乐史料的整理”该项目的研究背景和进展情况，包括从广西来宾地区入手收集文字类史料、音响类史料（如山歌、壮幡悲歌等）和实物类史料（如铜鼓等），并提出了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如旋律记录准确性、壮语史料真伪鉴别、如何进行资料分类等问题，向与会专家请教后续研究方向和方法。
针对谢晓娜博士的文章，乔建中教授与张振涛教授共同为谢晓娜博士的问题提供建议参考，重点强调了资料收集与研究方向确定的重要性。乔建中教授指出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史料以戏曲为主，文字资料较少，建议研究者充分利用广西艺术研究所、乐器博物馆等机构的现有资源。两位教授强调应系统研读前人积累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广西老一辈学者和硕士论文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具体研究方向，如器乐、戏曲或民歌等专题领域，避免选题过于宽泛。同时，地方文化馆保存的珍贵资料和已故老艺人的重要贡献，建议研究者重视这些基础性工作成果。
第二单元
主持人：申小龙 | 评议人：张君仁
第一位发言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黄海贝子，题目为《区域音乐文化视角下江南丝竹定音标准研究》。她的关注点极为精微：江南丝竹乐社在演奏实践中，为何倾向于使用比国际标准音（442Hz）略低的439Hz？这个仅有3赫兹差异的细微选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动因？她通过对上海、太仓等地丝竹乐团的口述访谈与实地测音，发现乐手们的实践选择与口头表述存在差异。她追溯了音高标准从巴洛克时期至今的演变史，并指出江南丝竹从田野庙会走向文人雅集的历史转型，可能是导致其音高选择趋于“柔和”与“内敛”的原因，反映了上海地区独特的音乐精神追求。
张君仁教授首先发问：“1~3赫兹的音，对于民间音乐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将技术层面的测量与文化层面的感知区分开来，提醒研究者不要陷入纯粹的物理数据，而应更多地关注“当地艺人对定音问题的认知与选择动机”。其次，他精妙地辨析了“口述史方法”与“口述史料分析”的区别，认为该研究并非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论，而更像是以口述史料为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最后，他对“音高降低”与“文人审美”之间的直接关联提出了善意的质疑，认为其中“可有其他的可能”，鼓励作者做更深入的探寻。
第二位发言者是三峡大学讲师黄洁，题目为《戏中之界—历史语境中武汉戏曲的社会空间与区隔》。她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武汉地区京、汉、楚三大剧种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她将戏曲的表演空间划分为私密（王府、会馆）、开放（街头草台）与半开放（茶园、新式剧院）三类，生动地描绘了汉剧多演于权贵私宅，而楚剧则活跃于城市边缘的景象。研究指出，这种空间分布不仅是审美趣味的体现，更是社会结构与阶层差异的“镜像”。随着新式剧院的兴起，商业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壁垒，但区隔仍以内化的、更微观的形态存在。
张君仁教授提出了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第一，音乐的阶级性是内在于音乐本体，还是被社会关系所赋予？“音乐本身它就有阶层性，还是人使它成为了一种阶层性的东西？”这一追问，触及了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根基。第二，他要求研究具备动态和发展的眼光。“20世纪初是那样子，那么到了今天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未来的100年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张教授将一个特定时空的研究，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时间轴上，要求学者思考音乐与社会关系的流变规律，及其对未来的启示。这番话无疑将所有在场者的思绪，从具体的案例分析引向了对音乐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终极叩问。
第三位发言者是西安培华学院讲师马雯斐，题目为《丝路回响与地域流变—箜篌在中国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她从分类溯源入手，将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中名目繁多的“箜篌”厘清为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大类，并细致梳理了每一类乐器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轨迹。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竖琴，到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图像，再到传入中原后的改良与西归，她的讲述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乐器迁徙图。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的发言充分展现了“史料第一”的严谨学风。
张君仁教授高度赞扬了马博士“扎实的文献功底”，认为“史料的丰富与完整，是做学术的第一步”。这既是对其研究的肯定，也是对所有博士生的告诫。同时，他也指出了研究中一个待解的谜团：箜篌的传播路径与方向。“到底是由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或者两者皆有，谁早谁晚，谁影响了谁？我没有太理得清楚。”这个“没理清楚”，恰恰点明了未来研究需要攻克的难点。丝路音乐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正在于其多向、交织、互动的特质，任何线性的、单向的叙事都可能简化历史的丰富性。张教授的点评，为这项坚实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深化方向。
总结几位专家的点评，几个核心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概念的严谨性，无论是“非遗清音”还是“声线”，都提醒我们精准的术语是学术对话的基石；二是方法的自觉性，无论是声学分析、口述史还是社会学理论，都需要在自觉的反思中与研究对象深度契合；三是视野的贯通性，研究既要“下沉”到具体的田野与文本，又要“提升”至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更要具备跨越时空、展望未来的哲学思考。
作为主办方的一员，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代的音乐学者正以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和创新的勇气，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广阔天地里辛勤耕耘。它让我们确信，对区域音乐的每一次深入探究，都是在为绘制更为精细、生动的“中国音乐文化地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撰文：申小龙、张嘉钰、张雯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