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8日下午四点，中国音乐学院在站博士后、扬州大学音乐学院讲师魏育鲲应邀来到西安音乐学院讲座，讲座在五号教学楼515教室举办，题目为《从“传习馆”到“源生坊”：NGO对民间音乐保护“介入”的作用与问题》，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乔建中、音乐学系主任叶明春教授、以及音乐学系的部分师生聆听并参与互动。
魏育鲲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传统音乐保护实践的研究。曾发表《从【苗-客】巴岱看湘西苗族之多元信仰》《从主体缺位到主体对话——一次实验性跨媒介展演引发的思考》等多篇文章。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以云南两个非政府组织—— “传习馆”和“源生坊”为对象，探讨那些非政府组织对民间音乐的介入与干预，并阐释了他们以保护为目的的行为及其对民间音乐产生了影响，以及介入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问题。
讲座一开始，魏老师播放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北极熊的视频，引发了大家思考：为什么没有人去喂食？如果给予它食物，至少它可能不死，但老师告诉我们：“视频的拍摄者说在当地投喂北极熊是违法的，而且投喂只能延缓死亡，却没有办法拯救，那样只能让它更加痛苦。”当然老师指出引用这个极端的例子不是要讨论生态问题，而是要呈现面对与此同类问题时的两种态度，即，一是出于理性的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察；而另外一种态度是试图利用我们的同情心来干扰死亡。事实上这两种态度也象征着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某种态度，因为社会科学的知识论一直是在价值中立和不干预研究对象立场的争论中发展的。然而与这种中立、客观观察态度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介入”，这也是今天讲座要着重引入的概念。魏老师提出就民间音乐保护而言，“介入”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纯粹的记录、资料收集的博物馆式保护，而是一种以保护为目的，有意识的用人为力量干预、影响民间音乐的实践，因而这里所讨论的介入是一种主动干预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意识。
在整体研究中，魏老师观察了三类介入主体：政府、非政府与学校，今天的讲座主要是以非政府组织的两个个案，“传习馆”和“源生坊”为对象的探讨。“传习馆”和“源生坊”从广义上来说都属于非政府组织，“源生坊”既是“传习馆”的延续，同时又有一些创新。
首先老师介绍了“传习馆”到“源生坊”的发展过程：在1993年作曲家田丰创建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其目的是挖掘云南优秀的民间歌舞艺人，传承民间艺术，但是七年之后 “传习馆”因各种原因宣告结束。此后不久，拍摄纪录片《传习馆春秋》的云南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刘晓津，因长达八年的拍摄而与传习馆、田丰结缘，出于某种对民间文化的情感，于2004年组织创立了“源生坊”，其主要工作包括在云南各乡村开展抢救和传承民族传统音乐舞蹈的教学，在国内外组织一些宣传、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歌舞演出活动。在介绍完这两个组织后，老师还提到事实上，二十世纪后期至今的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中，“传习馆”与“源生坊”只是其中的两例，但其发起、组织、策略、效果包含了一些民间音乐保护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
之后讲到相关研究及“自我意识”。目前有关“传习馆”与“源生坊”的书面资料除一些相关报道外，大部分研究是对其保护模式与效果的分析，而魏老师在观察“传习馆”与“源生坊”的“故事”时，被这些背后的组织者身份特质、个人理念，行动策略等吸引，因此她主要从保护发起者、组织运作、保护对象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了民间音乐保护中“非政府组织”介入所遇到的问题。讲座中魏老师对“传习馆”与“源生坊”创建理念及保护策略进行了的简要梳理，并使我们从中看到致力于文化、艺术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中，创办人的理念、对文化价值的判断与取向，在组织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魏老师提到按照现代概念来说，创办人即田丰和刘晓津可以称为“知识精英”，他们介入保护所产生的作用一是挖掘与保存；二是建立民间文化与外界的联系；三是可能会为民间文化带来不同的生存契机。
然而，在看到介入保护所产生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观察到当代知识精英介入民间音乐时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在这一部分，魏老师主要提到“知识精英”与“民间”生活世界的距离、知识逻辑与实践逻辑以及资源获取等问题。并指出我们也要反思民间音乐的保护问题、民间音乐的传承问题等，当然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与民间艺人们平等对话，并深切的关注这些人的实际生活与需求，因为理解那些文化与其的关系才是探讨、实践有关“文化保护”的前提。
最后魏老师说到：“提出问题很容易，但是解决问题非常难。‘介入’也许并非是干预社会‘自然形态’的原罪，它仍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空间，要建立知识——实践——反思——再实践的社会结构过程。”
讲座后，同学们就“传统音乐是否需要保护”等问题，与魏老师展开了深入讨论，乔建中教授、叶明春教授和宁颖老师也纷纷加入探讨，涉及到了中国传统音乐保护的历史，以及在当下语境下学者的观点与期许。非常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奉献如此精彩的讲座，让我们从中了解到那些介入传统民间音乐的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及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应该多实践、多思考、多反思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等问题，为今后更好的传承传统民间音乐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