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人文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三季之第四场——《为几首“民歌”的作者正名——兼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运用》在4号教学楼401教室如期举办，由人文学院问楚寒博士主讲，申小龙博士担任主持。
讲座之始，问楚寒博士引用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教材中对于城市小调《满江红》的一段介绍文字，提出该曲作者为谁的疑问，进而结合相关研究文献，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中的史料信息，还原该曲的生成史，引发大家对于“史料意识”的兴趣。
讲座的主体部分，问楚寒围绕《浏阳河》《十送红军》《沂蒙山小调》《小河淌水》这四首长期被误认为是“民歌”的作品，讲述了音乐界为它们的原作者正名的过程。正名的手段包括考证史料真伪、追溯素材来源、比对作品谱例、采访相关人士等。
第一首作品《浏阳河》，由徐叔华作词，唐璧光作曲。原曲为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中的《送瓜调》，后被湖南花鼓戏《双送粮》借用为其中的唱段。《浏阳河》作者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双送粮》剧本中有所体现。遗憾的是，接下来的20多年，两位作者被遗忘，直至1979年才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南分会编写的《湖南创作歌曲选》一书中恢复署名。1986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同志在《人民音乐》上专门发文澄清“《浏阳河》不是湖南民歌”的事实。1992年11月8日，湖南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室确认了该曲的正确署名方式应为：徐叔华作词，唐璧光原曲，朱立奇、齐芝田等集体编配。
第二首作品《十送红军》，由词作家张士燮、作曲家朱正本在江西采风时，以赣南采茶戏曲调为基础写出。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表时，署名为“江西革命民歌，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参见《革命歌曲大家唱》），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这种署名方式沿用了40多年。但200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长征》时，主题曲《十送红军》的署名方式改为“编曲”。之后，江西赣州文联干部通过采访江西赣南采茶剧团作曲家、赣南采茶戏花旦艺人、赣州水西赤珠岭村民以及赣南采茶剧团的几位演员，并详细对照《十送红军》和赣南采茶戏《长歌》（又名《送郎调》）的曲谱（参见《赣南采茶戏音乐》，江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认为《十送红军》的音调就是《长歌》，所以应该署名为“江西赣南民歌”。这起争议尚无明确结果，其中对两位作者采风创作的历史经过并无异议，更多问题在于原始民歌与加工后作品之间的关系定性上。
第三首作品《沂蒙山小调》，是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歌曲，前身为《反对黄沙会》，词作者李林、阮若珊，曲作者李林，但长年被误当作山东民歌。1993年，当有人在《人民音乐》上为作者正名时，却引发争论，先后出现了“东北民歌同曲调衍变”说、“山东新民歌”说、“河北民歌改编曲”说、以民歌音调为素材的创作歌曲等不同观点。为此，他们对“民歌”“新民歌”“创作”等概念详细剖析，并辅以谱例比对来论证作品性质。到了21世纪，相关人士通过采访山东临沂市文化局工作人员，并亲身探访歌曲诞生地费县薛庄镇白石屋村，详细还原了《沂蒙山小调》诞生经过，指出它是创作完成后又经过流传变异才形成今天版本的，但前两段歌词始终没有变。
第四首作品《小河淌水》，至今存在作者争议，一方为原云南民族出版社总编辑尹宜公，另一方为原云南省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高粱。双方争议点主要在于该曲的素材来源。尹宜公表示，《小河淌水》最初发表在1947年出版的云南大学南风合唱团油印刊物《教学唱》第二期，旋律素材来自于云南弥渡山歌。高粱则否认这一说辞，认为《小河淌水》改编自他1943年创作的《大田栽秧秧连秧》，其创作灵感来自于伊克昭盟民歌《蒙古小夜曲》（原载1940年李凌、赵沨主编的《新音乐》）。后经学者前往云南弥渡采风并与当地著名歌手交谈，没有发现尹宜公所说的原始民歌音调；又通过曲谱比对，认为《大田栽秧秧连秧》与《小河淌水》存在渊源关系。因此，建议署名方式为：高粱原曲，尹宜公编曲（或整理），尹宜公、黄虹、林之音编词。不过，该曲的作者之争依然持续。问楚寒博士认为，像《小河淌水》这类作品的生成过程，带有类似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流传变异的因素，只不过这种流传变异的时间并不久远，可以努力考证清楚，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科使命所在。
通过上述几则案例，问楚寒博士谈到音乐史料运用问题。首先将各类证明手段大致分为文献史料、人物回忆、实地考察三部分，然后比照汪毓和《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文对于第一、二、三手史料的分类方法，由此展开对史料的可信度和证明力的探讨，指出：史料收集是为了运用，而运用的目的在于证明问题；第一、二、三手史料的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接近史实的可能性，但不绝对，第一手史料也可能存在信息讹误；对于孤证，有时还须佐之以田野调查、音乐分析等方法进一步论证其可靠性。
最后，问楚寒博士从“史料运用意识”延伸到学习习惯，通过展示本人博士期间30余万字的笔记汇编，倡导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加强资料积累，养成随时勤于记录的习惯；同时要注重培养问题意识，打开眼界，运用自己所学专业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整场讲座中，现场师生积极参与了互动。祁宜婷副教授对于第一、二、三手史料的分类方法提出看法，认为所谓的三手史料“回忆录、访问记”来源于当事人本身，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占有更高的权重，其可信度甚至可能高出汪毓和所界定的二手史料。讲座结束后，申小龙博士进行总结，再次肯定了树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应注重对史料归纳整理，形成证据链，从而实现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
文案：陈思然
图片：温新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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