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下午,人文学院2023年“春夏学术月”系列活动之音乐美学学术讲座，在西安音乐学院3号教学楼一楼报告厅拉开帷幕。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叶明春教授主持，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音乐学系孙月副教授主讲，以《我们为什么要言说音乐？——谈音乐美学学科语言的构建》为主题，众多师生参加。
孙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美学学会会员（IAA）、国际音乐学会会员（IMS）；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员；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会员。研究兴趣主要在于音乐美学与批评、艺术哲学、艺术跨门类研究等。曾在《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等全国核心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
叶明春院长基于本次讲座的标题为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言说音乐？音乐是不可言说的，但我们为什么要对不可言说的音乐进行言说呢？其次是副标题，谈音乐美学学科语言的建构，怎么样通过音乐学写作和音乐学语言对音乐的美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起聆听了孙月教授精彩的演说。
在满满两小时讲座中，孙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与主题相关的两大理论来源——“临响哲学”与“气氛美学”，借此讨论音乐美学学科语言的建构问题。此外，在面对音乐可否言说的问题上，引入了杨科列维奇关于音乐中不可言说者的界定，在阐述“听”与“说”在音乐学与音乐美学中的关系时又借鉴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对听说关系非同一般的表述，得出相应观点。最后，以陈其钢的交响合唱《江城子》为例，对上述观点及研究方法进行举证。
一、“临响哲学”与“气氛美学”
讲座伊始，孙教授通过回溯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当“临响哲学”撞上“气氛美学”》，为大家介绍了与主题相关的两大理论来源，“临响哲学”与“气氛美学”，借此讨论音乐美学学科语言的建构问题。
（一）“临响哲学”
孙教授首先为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临响”约等于“听音乐”吗？随后孙教授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临响倾听’最早由韩锺恩教授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并在其博士论文《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象存在的可能性研究》中对此概念有了比较完整的界定。‘临响倾听（listen in living soundscope）’是指现场当下的听、亲临音响现场的听。2019年，韩锺恩教授提出音乐美学学科的元命题为：听-说，即‘音乐的听-美学的说，与作曲家无尽探索如何为听而写不同，音乐学家的职责就不息是追寻如何依听而说。一方面，把声音纳入美学的范畴之中，再一方面，依托本体理论建构从听到听再到听的临响哲学，然后，面对独一无二的存在与不由自主的存在，去诠释音响是人如何在历史失踪并逻辑断裂处抒发美声？’2017年，韩教授回忆过去跟叶纯之先生一起讨论美学问题时阐发到：‘音乐美学在一般人看来主要是思辨性的学科，其实，它的实证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通过听音乐（感性体验）来说音乐（理性表述），这是音乐美学有别于心理学类工具性实证之外的最最重要的一种人本性实证’。”最后，孙教授总结到：“‘临响’和‘听音乐’不能够画上等号，‘临响’是一种专门的、独特的聆听方式，要用一种比较严肃的态度，在一个很特定的场合、场域当下现实的聆听。”
（二）“气氛美学”
孙教授讲述到：“《气氛美学》一书由当代德国美学家格诺德·波默编著，中译本翻译人是长安大学的贾红雨。波默认为‘气氛是一种被定了调的空间（tuned space）。’而‘音乐是由某一调性开启的空间中的音响事件之游戏。’他说的音乐领域这个发展无疑是基于20世纪电声学的重要进展才得以可能。”紧接着孙教授又向大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如果作为一种纯听觉的艺术的话，那它好像只在时间当中展开，它跟空间有什么关系呢？”并解答到：“波默认为‘让一个音像一只昆虫穿过空间那样嗡嗡作响，或者让它从一块发了霉的陶砖上跃升而出，像烟花那样爆裂而出，这只有通过技术才变得可能，通过这类可能性的出现，人们的注意力才得以转向那些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属于音乐的东西上。’‘希腊人对高和低的描述—即将其描述为锋利的（oxys）和沉重的（barys）,其意思差不多就是尖的和重的、宽广的—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对声音有清浊之分。’所以波默说‘听是空间的身体性在场。’”随后孙教授又讲述到：“波默讲到了类空间性，也让我想到了韩锺恩先生也强调了20世纪之后的音乐除了传统音乐的四大要素——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外，产生了第五个要素‘音位’，音的方位感。刚才讲到的‘tuned space’在德文中为‘Stimmung’,《气氛美学》中将情调或音调解释为：‘物体被理解为共振体，其形式和材料被理解为音调。’J·波默把音调称为标记（Signatura），标记代表的是物能够借以把自己说出来的独特方式。换句话说，物中躺着物的本质，即essentia，躺着一个需要激发的本质，以便于迈入显现。J·波默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一点视为上帝的作用，不过具体来说，通过吹奏将一个物带入发声的，也可以是另一个物或人。和康德把音乐理解作为‘在听众那里激起情感共鸣’不同，格诺德·波默认为‘理解是一种共振现象。’‘与借助语言符号的交流完全不同，通过共鸣的理解，比起交流的符号中介来，更加受制于声响。”最后，孙教授得出结论：“问题不在于如何言说，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言说音乐？如果把为什么说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说、说什么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我们为什么要言说音乐？
孙教授给大家抛出这样几个问题：“用音乐的方式思想音乐或用音乐的方式言说音乐，有可能吗？”、“或者，有没有可能音乐披着思想的外衣？音乐披着语言的外衣？”、“用音乐的方式思想音乐，就是音乐创作吗？”、“用音乐的方式言说音乐，就是音乐表演吗？”、“是！但也不是，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正用言语的方式言说音乐，为什么还要用言语的方式言说音乐呢？”随后为大家解答到：“首先，我们之所以言说音乐，是因为我们有种分享冲动。就像气氛作为分享的媒介，在音乐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同频共振，产生身体与身体，心智与心智的共鸣。因此，如果说，气氛是一种被定了调的空间，那么，临响就是共在被定了调的气场空间中的（直觉的）听。其次，我们之所以用言语言说音乐，是因为在分享的过程中，音乐自身的方式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仅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也产生了一种分享冲动，进而产生了一种言说冲动。”随后，孙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编著的《音乐与不可言说者》,指出：“扬科列维奇在谈论音乐的不可言说性时，他把它称之为‘音乐的魅力’”孙教授将它概括为“音乐是‘无表情的表情’，它‘作而不述’。”最后，孙教授讲述了音乐的三种行动模式与“三重奏”行为，指出：“扬科列维奇认为：‘创作音乐、作为演绎的表演音乐、作为再创作的聆听音乐，是音乐的三种行动模式，它们都有着活泼可感的（drastic）而不是灵知的（gnostic）的姿态，不能用诠释学的规则来面对音乐。’‘创作者（作曲者），表演者作为切实的（active）再创造者，以及听众作为虚构的（fictive）再创作者，共同参与了一种魔力运作的三重奏。’‘在三重奏中，执行者（表演者）与原始策动者（作曲者）合作，使作品在一定的时间流逝中以振动的空气形式出现；’‘聆听者，即三度创作者，通过想象与前两者一起合作，做出正在进行的姿态。因此，音乐是‘从精神性状态转化为物质性状态，再转化为意向性状态。’所以在扬科列维奇的论述中‘不可言说’所使用的词为‘Ineffable’，‘妙不可言！’‘词穷了。’”
三、听与说，在音乐学与音乐美学中是什么关系？
孙教授讲述到：“音乐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分享音乐的感性经验，同时还要言说音乐之中以及音乐之后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并回到了经典文献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中，为大家讲述了汉斯立克对史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讲到：“汉斯立克认为从方法论观点说，艺术史和审美学结合似乎是必要的，但这两门学科必须保持各自的特质而不任意混淆。历史学家可以从总体的观点来理解艺术现象，把斯庞提尼的作品看成是‘法兰西帝国的表现’，在罗西尼的作品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复辟’，美学家却只能依据这些人的作品，来判断哪些东西是美的，为什么是美的。美学探讨不谈作曲家的个人情况和历史背景，它不管这些，它只听见也只相信作品本身的表现。”随后，孙教授回到了《气氛美学》中，为大家讲述了波默对“听”的论述，讲到：“听是一种外己之在，听这种经验就是察觉到，人完全是在世界之中的。对于听，人们也可以说，我们在听的时候是在外面的。我们的这种外己之在，在那里并不是要去遭遇音、响和嘈杂声，这种外己之在本身是通过音、响和嘈杂声才形成的，是通过其而被打动的、被塑造的、被提升的、被镇压的、被扩展或被缩窄的……人内在地参与实施了所听到的东西。”接着孙教授在阐述“听”与“说”在音乐学与音乐美学中的关系时又借鉴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对听说关系非同一般的表述，指出：“海德格尔认为说及听，说的同时也在听，这是把说和听对立起来的惯常做法：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但是，听不仅伴随着交谈，也围绕着交谈，说和听的同时性具有更大的意义。人在对语言的回应中说话，这种回应就是一种听，这种听之所以能听见，因为它听从了寂静的命令。说本身就是一种听。说是对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因此，这种听不是和说同时进行，而是先于我们说的听。这种对语言的听，以最不显眼的方式，也先于我们所知的所有其他种类的听。我们不只是说这种语言——我们通过语言来说。我们能这么做，唯独因为我们总是对这语言已有所听。我们在语言那里听见了什么呢？我们听见了语言在说。”孙教授由此得出相应观点：“语言作为语言自身存在的艺术形式，因此，语言不仅是言说方式和思想方式，更是作为语言自身存在的艺术方式。”随后又指出：“海德格尔又认为‘凡人在其听的限度内说。凡人说出的每个语词，都出其所听，并如其所听。’海德格尔又有这样的经验，‘奇怪的是，当我们无法为某种涉及我们、牵涉我们、逼迫和怂恿我们的事情找到恰当的语词时，将心中所有留在心底，沉默不言也不深究，我们就在经历这样的时刻：语言本身已经以其本质的存在隐隐约约又悠忽闪现地感动着我们……这就是诗人的处境，的确，诗人甚至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时刻，即他被迫以自己的方式即诗的方式，把他在语言中所经历的经验投入语言。”孙教授由此得出相应结论：“音响诗人被迫以音响的方式把经验投入音响，音乐美学被迫以言说的方式把感性直觉经验投入文字。相应地，音乐美学的学科语言：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思诗言一体的学术方式。”
讲座最后，孙教授以陈其钢的交响合唱《江城子》为例，对上述观点及研究方法进行举证。
总结
人文学院黄海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他指出：“美学这一词汇为什么会在1750年左右被创造起来？以及欧洲哲学很多哲学家、美学家都对其进行论述？因为他们已经把美学作为一个通向哲学的感性通道，这个感性通道的形成就在于一种主客相融、物我相忘的境界，这是美学的核心。今天为什么会提到韩老师的‘临响’，包括孙教授今天提到的‘气氛’，往后起我们想通过对这些词范畴的阐释、概念的阐释来达到这种物我相忘、主客相融的一种境遇，这是美学特性。直到今日，搞‘实践性’美学理论的研究者仍旧在不断的听作品，虽然孙教授一再强调聆听的重要性，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当代作品，但为什么要听？因为只有在美学的聆听当中才能弥合观念和材料、理性和感性；天人之间、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然后通过文字把这些经验、感受和理论呈现出来。这是我对今天孙月教授的讲座‘我们为什么要言说音乐’的一个解读。”
讲座结束之际，孙教授解答了同学们的相关问题，在严谨的学术氛围中，同学们受益匪浅，讲座也顺利落下帷幕。
作者：王巧菲
责编：肖云森
审核：叶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