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古乐（西安鼓乐）之文化重要性，已由许多学人再三阐明，其研究的学术重要性也不须过多繁言，作为汉唐故都所在地之唯一高等音乐学府的西安音乐学院，更有责任把此一乐种的继承、保护和研究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方能不亏先人，不负今天。
自1980年以来的25年间的长安古乐研究，西安音乐学院作为一个集音乐教学、音乐创作、音乐科研于一身的学术单位，形成了其不同于一般研究者或学术团体的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是——
其一：表现在古乐学术的结构性布局上
既有古乐的收集研究，也有古乐的教学课程，还有古乐团的演出展示和以古乐为素材的音乐创作，形成了全方位的展开态势，产生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学术集群：
在收集研究方面，形成了以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古乐学社为主要力量的学术群体，产生了一批以《长安古乐谱》（1991，三秦出版社，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长安古乐论文选集》（2000，西安地图出版社，李宝杰、程天健编）等为代表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以冯亚兰教授、焦杰、程天健副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学者；以本院学报《交响》（古乐学社副社长李宝杰担任主编）为学术阵地，集中展示了本院学者和其他同行专家的研究成果，据统计，自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仅我院《交响》发表的古乐研究专论就有48篇之多；近年来，音乐学系和民乐系还在学院主办了《民间与学院的对话》等系列学术活动，把民间乐社请进来，把民间原生态古乐-学院整理考订后的古乐-以古乐为素材的现代创作并列展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教学课程方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了面向研究生、本科生的长安古乐研究性课程，如《长安古乐读译谱》、《长安古乐概论》等；民乐系在各乐器方向的练习曲编写方面，大量使用了古乐素材；学院培养了许多以古乐研究和演奏为方向的青年教师、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等对古乐有强烈兴趣和对传统音乐有坚实基础的后备人才。
在古乐展示演出方面，以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长安古乐学社、音乐学系为主力，进行了研究成果的声响活态展示，把音乐学术化为可听形态，以鲁日融教授为艺术指导、冯亚兰教授为学术顾问的“长安古乐艺术团”访问了欧洲德、荷、比、瑞、法、西等六国（1991），行程月余、在19个城市演出18场，观众达万人；在台湾（1997）、泉州（2002）等地，不仅为院校和音乐界师生举办学术性演出和专题报告，也为社会观众表演了多场；同时还出版了长安古乐CD、录音带和电视专题片，其中在“欧洲国际民俗艺术协会”主办的艺术节录音CD，获得了当年法国“查理·考斯”学术唱片金奖（1991），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宏扬了古乐传统。
在以古乐为素材的创作方面，产生了著名作曲家饶余燕教授的民族管弦乐音诗《骊山吟》、民乐合奏《玉门散》、《雨霖铃》、《鼙鼓断魂》、筝与乐队《黄陵随想》等；周煜国副教授、孙永志讲师创作的笛与乐队《遐方怨》、筝三重奏《秋望》；宁勇副教授整理编创的《长安古乐阮曲集》；梁欣副教授创作的吹打乐《轩辕颂》、《新翻别子》、梁欣、吴晓钟创作的管子独奏《满园春》；程天健副教授编曲的管子独奏《雨霖铃》、弹拨乐齐奏《婆罗门引》；冯亚兰教授译配的多首古乐词曲《诉衷情》《鹊踏枝》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或者已登上音乐会舞台，或者已有音象产品出版，且都具有专业水准，也都保持了古乐的风韵，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为古乐传统的发扬光大、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其二：表现在古乐学术思想的开放性上
古乐学术，上可连千年中华乐史之种种律、调、谱、器诸问题，下可及民间音乐传统之种种行为方式；深可探古乐学术重要之“除弊”问题，浅可议古乐名实关系的“正名”之争。作为学院学术，本应该有开放意识，以科学态度对待一切学术问题，故本院古乐研究，或取人之所长，以补己之不足；或取域外（如日本）的材料为参照，以见本土文化之价值；或请民间艺师进学院传经，或下田间村舍学习古乐之真谛。这些活动中反映出的学术思想，既有比较音乐学的意识，也有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还有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更有历史文化学的眼光，表现出一种健康、向上，开放、前趋的可贵学术精神。
20多年来，我们在古乐近百次的采集、学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民间艺师主要有余登瀛、余铸、赵庚辰、何生哲、何生璧、蔺峰岳、王顺堂、顾景昭、崔世荣、张存柱等前辈，留下原始录音资料40多小时；
涉及到的民间古乐社主要有：何家营古乐社、南集贤古乐社、城隍庙古乐社、东仓古乐社、西仓古乐社、迎祥观古乐社等，并将19个民间古乐社的遗址照片和演奏照片作为历史资料；
走访县市主要有：西安市、长安县、周至县、户县、兰田县等；
发生交流的院内外同行专家主要有（日本）岸边成雄、黄翔鹏、饶宗颐、冯光钰、李石根、刘恒之、冯亚兰、元修和、焦杰、程天健、吕洪静、李健正、李世斌、何钧、李明忠、李武华等学者；
涉及到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陕西省音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等；
无疑，此一情况必将影响本院古乐学术的性格，造成一种“古今-中外，民间-学院”，全面而多元的开放态势，而这正是我们的古乐研究生命力之所在，价值之所在，前途之所在。学术者，天下公器也！一座具有此等思想气度的学院，一群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学者，一个应该大家努力的研究课题，必须有思想的全方位开放，才可能活跃学术、质疑问难；讨论问题、切近真理。许多与古乐有关的学术难题，不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烛照下，获得一定程度地解决的吗？！所有那些名实之争，去弊之惑，朔源之疑，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开放心态下才能够有所创获！而这正是西安音乐学院古乐学术开创发展20多年来的经验之一。
其三：古乐学术的重要课题设置和展开
所有的学术安排、机构设立、人员集合，无不应以研究课题的设置和展开为要务，因为一切学术研究都必须以课题的形式开展。所谓课题，是研究中有待解决证明的假设，课题设置的质量反映研究者的基本学术水准和问题意识。在本院的古乐学术中，以传统学术的律、调、谱、器等为类别集中开展了这样一些课题的研究：
1、律学问题。
包括了古乐律制、测音、中外比较、古今比较，如李武华《西安鼓乐音律朔源》（选集，第240页）一文，建立在民间乐社的录音测定基础上，又参以日本雅乐音律，五代王朴律进行综合考察，得出了西安鼓乐和日本雅乐音律均系出自唐代、这种音律和音阶似可说明在五代或唐代已经产生的结论。我院许多古乐学者对长安古乐的律学问题有深入讨论，形成了一些较为科学的认识，对于人们尤为重视的古乐朔源问题有重要意义。
2、乐学问题。
包括了古乐唱名、宫调及音阶等问题、如刘恒之《西安鼓乐的唱名问题》（选集，第113页）一文，研究了民间古乐唱名的形式，认为：西安鼓乐的记谱和读谱，既有相对固定的因素，也有随意的、不固定的因素，记谱与读谱均无标准音作为依据，既不能称为固定唱名，也不是首调唱名，作者觉得称为“首基调唱名”可能较为贴切。此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鼓乐（古乐）的实践有重要价值。又如冯亚兰《长安古乐的宫调及音阶》（选集，第117页）一文，以古乐的谱字、拍、调标记为基础，讨论了长安古乐学术内涵最为丰富和重要的宫调问题，认为：古乐实际上运用了古代均、宫、调的音乐理论，其上、六、尺、五四调，就是四个均，其中包含了同均三宫不同调式的实际运用，从而得出这样的认识：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建立是在音乐艺术的运动实践基础上，被升华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的，再考以历史文献和长安古乐的民间实践，可以认为长安古乐是源于唐并不断吸收宋、元、明、清各代民族民间音乐精华于一体的古老乐种。再如现任学院长安古乐学社社长焦杰副教授《关于长安古乐四调的研究》（选集，第164页）一文，也集中讨论了古乐的宫调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从自己的音乐实践出发，以古乐的笛子、笙、管子、云锣的演奏与古乐乐曲的关系，古乐四调与其他音乐的关系等为实证事例，研究了古乐的四调、音阶、调式等音乐形态，对于已有观点进行了质疑和讨论。他的《长安古乐与日本民歌调式之比较》（选集，第351页）一文，则以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日、中间古代音乐交流的关系，其学术基础正是乐学，这是在古乐的乐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之一。
2、古谱学问题。
长安古乐作为历史遗存，一是民间的活态音乐文化，以口耳相传的“种族集体生命的内部传承”为主要文化形式；二是以俗字谱的文化形式传承至今，与中国一些重要古代乐种的历史遗存形式类似。正因为如此，古乐学术就与古谱学发生了密切关系，研究古乐的谱式和实践形态，是我们古乐学术重要课题之一，所有古乐学者，识谱、读谱、韵曲、灌耳音，是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古乐学术的“不二法门”。长期以来，西安音乐学院的“长安古乐学社”和参与古乐实践的教师们，无不重视古谱学的学习和研究。冯亚兰《长安古乐谱解读》（《长安古乐谱》，1991年）一文，详细介绍了古乐的谱字、拍、调记写形式，认为：长安古乐的谱字属于燕乐俗字谱。又研究了鼓扎子（锣鼓谱）的状声字读法与奏法，以及其他符号与术语的读音和使用方法等。刘恒之先生认为：西安鼓乐由于没有标准音，其八个谱字的音高是随意的，从而六、尺、上、五四个调，只有它们之间的上、下五度关系（以六调为基础）是确定的、不变的，而其调高却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意高低。（选集，第115页）。本院其他古乐学者也都掌握和研究过古乐的谱式问题和实践问题。
4、乐器学问题。
我院研究者和实践者，大多能兼演奏艺能，因此很自然地会关注古乐中的乐器学问题，且注意到民间古乐的乐器与古乐的乐律学问题有密切联系，所谓“道器一体”，形而上的古乐之道一定与形而下的古乐之器是统一的。我院古乐专家冯亚兰等均考察和研究过古乐的演奏形式，对于长安古乐的坐乐和行乐，有深入的讨论，如冯亚兰为《长安古乐谱》所写的古乐概述性文章详细写到古乐的演奏形式和乐器组合与应用；如程天健《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选集，第291页）一文，考察了古乐中领奏的乐器——笛子的应用问题，认为古乐曾经使用过四种笛子，即：官调笛、平调笛、梅管笛、夏笛（已失传），它们都是匀孔笛，但调高、音位、用法则有所不同，现在一笛吹四调，将会造成调式概念不清、音区、音域不分而失掉古乐的风韵，因为古乐的理论与古乐的实践是统一的，乐器的应用与乐曲的表现是一致的。该文作者《长安古乐曲“雨霖铃”浅析》（选集，第324页）则涉及到管子这件乐器在古乐的应用问题；岳华恩、刘析羽《笙在西安鼓乐的演变》（选集，第308页）一文，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安古乐17管笙只用10簧？经过民间考察发现：西安鼓乐原来所用的不仅有10簧，而至少应有14簧，同时比较宋、清两代记载的笙、目前发现的佛寺笙和日本古代笙、西安鼓乐笙，发现日本正仓院笙与西安鼓乐笙相同的情况，也发现了民间鼓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乐器、乐谱、四调之间关系是理解长安古乐的乐学问题的关键环节。
5、曲体学问题。
许多研究者都发现，长安古乐与唐、宋大曲或俗乐的曲体形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自然地关注到民间古乐的结构方式。本院古乐学者对于长安古乐的行乐、坐乐、歌章、鼓段、套曲、散曲以及古乐所用之民间术语等，均有研究和考察，1991年出版之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长安古乐谱》，更把这里所谓“曲体学”称为“曲式”而作了细致分析。本院前院长刘恒之教授《西安鼓乐曲的曲体结构和艺术手法》（选集，第177页）一文则深入考察了历史文献中反映的唐、宋音乐曲体特征与民间西安鼓乐的曲体结构的异同关系，认为：“路曲”、“歌章”、“耍曲”、“花鼓段”、“打扎子”等西安鼓乐常用名称，只是习惯的分类，有的按其乐曲特性而名，如“起目”、“别子”、“引令”、“路曲”；有的按乐曲特性而名，如“鼓段曲”、“花鼓段”、“打扎子”；有的则是承袭历史上的乐曲名，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只是按传统习惯沿用下来的称呼。他把西安鼓乐的结构样式分为“单曲体”、“联曲体”、“循环体”、“套曲”等体裁。在艺术手法上则有“换头”、“插段”、“穿靴戴帽”等，作者认为从西安鼓乐的曲体结构和艺术手法上可以看出，这一古老乐种可以上朔唐、宋或更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则更融入了许多其他民间音乐的因素。
6、古曲考证问题。
民间古乐有许多曲名可以上朔到唐、宋文献之中的记载，究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古乐学术重要的辩伪去弊工作之一。本院冯亚兰教授最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是她对于在历史上素富盛名的《婆罗门引》一曲的考证。论文《婆罗门词曲考》（选集，第313页）根据世传古曲认为：《婆罗门曲》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首，在记译了民间艺师余铸先生传谱韵曲并经过多种方法的缜密考察后，她强调：长安古乐《婆罗门引》，是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大曲之摘遍或是摘遍之地方化，其所用越调与历史记载相符，其风格表明是宫廷所演奏的外来音乐，流传并保留在长安古乐中了。这一古乐钩沉工作得到已故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的高度肯定，同时对于冯亚兰教授《内家娇》一曲的译谱记写也给以了很高评价，认为给了我们一个“林钟商”在唐、宋间发生了名实变化的例子。（选集，第5-6页）。试想，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一曲一曲的考察研究，古乐的学术问题、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难得一解的课题，是不是会有更光明的结果呢？
7、记译乐曲。
读谱、记译、韵曲，是古乐研究重要的基础，许多古乐学者都以此为自己学术的重要工作，本院学者们长期从事古乐研究，记写和翻译了许多民间乐曲，据不完全统一可能有数百首之多。仅根据1991年出版的《长安古乐谱》，本院古乐学者记译的民间古乐有：
一、坐乐套曲
1、大乐《垂杨柳》，冯亚兰记译
2、《折桂令》，程天健记译
3、花鼓段六调《柳含烟》，冯亚兰记译
4、尺调《青天歌》，元修和记译
5、上调《普天乐》，冯亚兰记译
6、五调《杏花林》，焦杰记译
7、梅管双云锣《四朝元》，焦杰记译
二、行乐散曲
1、《婆罗门引》冯亚兰记译
2、《明妃怨》程天健记译
3、《雨霖铃》程天健记译
4、《遐方怨》焦杰记译
5、《满园春》元修和记译
这些古乐曲的记译和发表，再参证以相关学术论文，有极为突出的史学和音乐学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民间传统、修续古代乐史、求真释疑，补缺解惑，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
8、古乐学术的提炼。
20多年来，西安音乐学院的古乐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到田野工作、文献考索、乐律学研究、曲体学、乐曲考古、乐器学、古谱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在音乐的技术学术、音乐的知识学术、音乐的思想学术三个层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总结。
在古乐的技术学术方面，主要有长安古乐谱式性质的认识，古乐音乐结构的分析，古乐声、韵、调的考索，古乐的宫调理论，古乐的演奏形式研究、古乐的乐器学问题、田野工作方法等。
在古乐的知识学术方面，主要有对现存民间律调名实关系、今存民间古乐曲牌名称与唐宋历史文献记载的关系、民间古乐术语的文化内涵研究、古乐曲体结构与唐宋大曲的比较等。
在古乐的思想学术方面，主要有对民间传统的认识分析、当代学术的观念取向、音乐文化的价值建构、古乐研究的科学态度、古乐研究的思想文化意义等。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长安古乐学术的价值在于：
证明今存民间音乐中，富含古代因子，唐乐之伟大传统，不惟存在于文献，尤活在民间；体现当代音乐学术在基本观念取向上、方法论上，有更超乎纯书斋之上的科学性质；匡正外人所谓“唐乐在日本”的谬说，引导学界注目于汉唐故都活的人文传统；倡导关心民间音乐活动，深入民间，研究社会，调查走访，虚心求教的学风，认人民为学术之师，立民间生活乃传统之源的观念；
这些研究价值，证明许多古乐学者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是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之重要方面之一。
本文认为：对象存，则学术在；观念存，则立场见；方法存，则见识出。对象、观念、方法，三位一体，又有自身特殊性，则“古乐学”作为学科就可以成立，陕西的古乐学者对此有历史的责任！西安音乐学院对此有深度的体认和强烈的追求！
2006/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