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多中国人的意识里，“机关”和“政府”是他们确认自己人生乃至家族命运的分水岭。问题是，没有学会工作，缺乏职业化精神，何谈学会了生活，遑论具备成为贵族的经济基础和人格品质？
一个人一门心思地进机关、要从政，削尖脑袋想做官，除了机关给个人发展及生活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外，可能包含着某些不太健康的心理因素，折射出中国人某些传统的心理缺陷。或许恰恰表明，这个人来自于一个不够强大的地方，背负着一个弱势家族的私人化的嘱托，他自身还远不够有力量，因此，还需要用“衙门”作为自己的“标签”、“防身符”和“保护伞”。中国人“从政情结”的背后也许恰恰隐藏着这样的事实：在背负众望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其他抓手以表明自己的力量，而只有依靠读书而后的“衙门”和“机关”才能使他们感觉到些许的尊严与安全。
在太多中国人的意识里，“机关”和“政府”是他们确认自己人生乃至家族命运的分水岭。岭里岭外，两重天地，两种人生，自此以后，尊严与屈辱、高贵与低贱、“人上”与“人下”，从这个人和周边人的心理上开始了分野。
忘本的“官老爷”
如此状况下产生出来的官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心灵缺乏力量。在一切繁荣的表面光鲜之下，许多从政者的内心是不够自信的，甚至脆弱、虚妄乃至扭曲。他们会对别人对他的态度十分敏感，会非常享受其他人甚至包括村长对他的点头哈腰，他时刻想要确认自己的尊严与力量，包括在酒桌上也要严格座次和敬酒程序。他要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家族办些事情，以表明自己因为官员身份而形成的能量。如果回乡或者出差，他们的满足感会达至极限，自然车接车送、迎来送往、人群簇拥，他们会在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不太踏实甚至颇为忐忑的心情中，呈现出一种勉强镇定的表情，摆动一副政府官员的有力身姿。就这样，在某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看真似假的吹捧氛围中，“伪高潮”的表演掩盖了心灵孱弱的“肾虚”。
这其实十分可怕.因为许多官员从一开始就抱着“防卫侵害”和“变卑为尊”的复杂心理，他们无论官居何位，甚至显得如何有修养、有素质，他们都难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既然当官的心理起点是做人上人。是防侵害，那么自然的逻辑发展就可能有两种倾向：在机关体系内部是胆战心惊而又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以便获得更加雄厚的权力资本，支撑他们的心理安全；在机关体系以外则是将权力用至极限，以此获得满足感并对在机关内部自己所付出的辛劳作出补偿。所以，常常有这样的官员，他们终其一生所争取的东西就是自身乃至家族的利益，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对老百姓要时不时地进行侵害。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自身位置的危机感也将伴随始终，对于周边可能的威胁时刻保持着大过其实的神经质般的敏感。
某些中国人从政做官的心理发育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不健康，其发展逻辑必然就是难以理解的被扭曲，这就为无数官员的宦海沉浮植下了心灵因子。政治原本是民众委托某些人管理群体公共事务的信托关系，官员仅仅是被大家拥戴和选举上来为公众服务的“公仆”，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机制。我们虽然历来不乏“民贵君轻”、“以人为本”等可贵的政治思想，但因为中国文化普遍的操作性的缺乏，仅仅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的“可贵”也不过像春风拂过，难以改变心灵的颜色。所以，再多的教育也常常无法根本改变以个人利益为考量的从政者内心的逻辑。按理说，历来的官员也是原本的老百姓，他们对自己原本所在的那个群体是有共同的情感基础的，可问题是他们的产生不是集团化的结果而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策略，于是，他们“防侵害”的心理难免走火。为了对抗官老爷的侵害并往往会在加入官员集团之后而终将侵害他人，这就是一些典型的官老爷忘本之行。自此，一批又一批的官老爷也只会在不良心态的延续中代代相传地粉墨登场。
乏力的心灵
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心灵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视问题，我们就无法解释以机关为典型代表的社会环境里普遍存在的“勾心斗角”和“名利角逐”。尽管我无意夸大这种不良人际关系在中国存在的程度，但无论是老百姓私底下的“集体印象”还是无数文学作品不约而同的主题选择，似乎都在提醒着我们这种状况的严重存在。近年来出现的不止一桩的副职雇佣谋杀正职的事例，已经传递出了足够严重的机关人际矛盾，虽然看来太过极端却也着实合乎内在逻辑。由此，我们想到了以机关为代表的中国人之间复杂、纠缠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这样的现象人所共知：人与人之间难以从内心里合作，所谓“一人一条龙，三人一条虫”；人与人之间难以宽容，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与人之间非要比较高下，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与人之间难以真心祝福，所谓“他人就是我地狱”。在这些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理秘密？迄今为止，我们知之甚少。我甚至很难理解这样的状况：几个老乡一起出来工作，本来应该相互帮助和鼓舞，但实际上却常常在心里谁也不服谁，“暗自较劲”，谁也不买谁的账。别人好了吧，绝不会从内心里为他人高兴，反倒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没有面子”；如果别人倒了霉，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情和安慰，实际上在内心里头却是“窃喜不已”。这样的状况更加普遍地存在于年龄相仿、经历类似的人们中间。在中国普通的家庭里，兄弟几个常常越穷越相互较劲，关系越近就越相互攀比，就算表面上很好、客客气气、帮帮携携的，但在内心里一定会说：“等着吧，我一定会比你强。”
有一次，我参加中日青年交流活动，自觉有三点对比印象深刻。一是日本青年太有活力，从里到外散发着巨大的生机；而我们一个个疲疲塌塌，有气无力，很是慵懒。二是日本青年个人表现力太强，激情四射，每个人的专长都会被淋漓尽致地演绎为精彩；而我们缺乏冲动，缺少激情，扭扭捏捏，惺惺作态。三是日本青年太有团队精神，每当自己的伙伴上台表演时，底下的他们总是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团队方式对台上表演者进行呼应、激发和鼓舞，那种场面让我感到可怕；而每当我们的青年上台表演时，我们台下的人却近乎冷漠地表示一下欢呼而已。就是那个联欢的晚上，我感觉到了一种压迫式的力量，一种对自身的反省开始觉悟。我们也常常有组织化的行为，但这种组织化一定是被高度集体化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群体行为、团队行为大都出于集体的压力或者政治的动员，实质上缺乏真正自发的东西，缺乏每个人来自内心的支撑，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我们很难有自发自愿自觉的行为，尤其是对他人的欣赏、祝福和赞美。
狭隘的心胸
我所担心的核心问题，倒不是我们个体行为能力的低下，而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合力的心理机制的缺失。在仕途这条道路上，“能否上一步”，确实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但到达顶峰的人和混不下去的人毕竟都是少数，大部分人的区别其实可能并不太大，更多的仅仅是个时间的先后问题，是早两年、晚两年的问题。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却往往被演绎为日常化、经常性的剑拔弩张。就算矛盾不公开，表面上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内心里却很难对对方采取尊重、理解的态度，如果不暗地里使“绊子”就算不错了。虽然在西方国家,人们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人际消耗，但我还是觉得，人际之间的消耗的日常化、经常化、长期化和普遍化，终将是我们走向强大的障碍。在机关里，获得一个位置也许就是一张纸的事儿，但通常的情况是，一张纸就可以演绎出数年的较劲，如果不是双方都有一个体面的等质结果，可能还会继续发生更大的争斗。
如果说关键时刻的争夺还可以理解的话，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平时人们胸怀的狭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比如，去和领导下棋，“那你肯定得输啊，这事儿你敢赢吗”；在工作上，“可不得让领导批评呗，要不领导干嘛去啊”；对事情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领导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刨除这其中伦理、纪律等方面合理性成分，我们看到更多的结论是：领导是得罪不起的。为什么得罪不起呢？“怕给小鞋穿”。里外一想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就是做人的胸怀、气度问题。我们经常会遇到心胸狭隘的领导，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小气的同事。做领导的唯恐属下比他强，所以常常“一手遮天”，不给属下表现的机会。在官场上人人都是“下级”，在如此心胸下成长起来的人，能不谨小慎微吗？能不也同样心胸狭小吗？同事也一样，唯恐被别人抢了锋芒，所以时时处处都敏感，一点儿破事就可以上纲上线，演变为“人际大战”，实在于公丧失效率，于私丧失人生乐趣。
何以至此？我觉得与上面提到的内心不够强大有很大关系，就是他们内心不够自信并且十分缺乏安全感。政府机关这样的公共服务场所有时候和电视剧中的家族好像没什么区别，无非也是充满着“争利”和“赌气”的情节，只不过大家表面上常常更为体面一些，再就是有党纪国法的制约，不至于撕破脸皮罢了。而在这些争夺的背后，可能正是心灵的孱弱和安全感的缺失，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要到更为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了，和人多有关或者和资源稀缺有关？兴许还有其他原因。
乐呵呵地开花店
中国人至今没有学会工作，缺乏职业化的精神，更没有学会生活，更不具备成为贵族的经济基础和人格品质。这个结论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纪伯伦曾经说：“工作是看得见的爱，通过工作来爱生命，你就领悟了生命的最深刻的秘密。”然而，我们对于工作的定义不是“对于生命的爱”，而仅仅是某种手段，某种为了获得相对的“上层感”而不惜牺牲任何快乐的手段。如果不是将工作本身作为过程甚至目的，不是在做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工作带给人的快乐和充实，那大家真正的关注点一定是外在于工作本身的权力和收益。我们无法做贵族，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工作观点下，不可能涵养出真正超脱、自然而快乐的胸怀和情绪，不可能有任何稍显洒脱的气质和形象。我们只能关注眼前的一城一池，只能拘泥于狭隘的利益之争，而无法放眼辽远的人生风景。
我们的工作观点有严重的问题，以至我们根本没有学会工作，这样的观点可以在当前的官场中得到更加深刻的印证。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有几个会把从政这样的选择看成是仅仅选择了一份工作，他一定是带着谋大权、做大官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工作的本质要求和职业化精神。古人讲“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如此朴素而又本真的想法恐怕在弥散着浮躁气息的官场上，早就被忘记了。人们赋予这份工作以太多的“做事”以外的期待，赋予这份工作以太多的“功名”诉求，因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迷惘和失落的面容，为什么有那么多急躁情绪和明暗情节，甚至有那么多腐败和堕落的灵魂。当大家都不把工作当成工作本身的时候，也就忘记了工作本身应有的责任，忽略了纯粹做事带来的快乐，牺牲了纯净同志关系应有的温暖。其实，真正的快乐在工作中，在创造性的工作体验里头。可惜的是，现在还很少有人将“快乐”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他们理解的幸福也大都以虚无缥缈的“人上人”感受和实实在在的储蓄数字为支撑。
作家王跃文写过这样的话：“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倒没有如此悲观，但从政者的内心想法、关注点、注意力乃至他们在其中所要谋取的人生目的，确实决定着他们是否会陷入到这样自我设定的直线体系中，更在广泛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工作的真正应有价值。
在国外，经常有人以开花店为乐呵呵的职业，起初我很难理解，交谈起来大家也都不以为然。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去开花店，并且能开出那么多灿烂的故事来，着实难以感同身受。因为花店显然和世俗权力不着边际，也无法实现中国人想要通过工作而实现的太多的理想。后来我想清楚了，在我们都还无法涵养出“乐呵呵地开花店”这样的胸怀和情愫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去做贵族。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大家都参与着的社会人际环境和其中每个人可能的胸怀境界。我总觉得，在任何单位、任何职场中，我们实质上都在面对着这样类似的一个“心理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够熟悉、理解并适应这样的环境，我们就没有智慧去生存和发展。而究竟怎么办，就看我们自个儿的修行了。
